◎  吴巧生 成金华

　　◆核心阅读◆

　　我国作为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的消费大国，仅靠末端治理已经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依靠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用地结构和交通结构等深度调整，才能实现经济发展、能源转型、环境质量改善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协同一致。

　　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并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家及地方发展规划，通过采取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能源结构、节能提高能效、推进碳市场建设、增加碳汇等一系列举措，取得显著成效。截至2019年底，我国碳强度较2005年降低约48.1%，已超过对外承诺的2020年下降40%至45%的目标；我国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5.3%，比2005年提升7.9个百分点，也已超过对外承诺的2020年提高到15%左右的目标；2018年，我国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量分别比2005年增加4509万公顷和51.04亿立方米，提前完成了对外承诺的碳减排2020年目标，成为同期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的国家。

　　但与此同时，我国作为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的消费大国，面临同根同源的环境污染排放和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仅靠末端治理已经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依靠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用地结构和交通结构等深度调整，才能实现经济发展、能源转型、环境质量改善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协同一致，由化石能源消费大国转型为绿色低碳发展大国。我国提出双碳目标正是明确了绿色低碳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路径。塑造我国绿色低碳的核心竞争力，意义深远。

　　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面临复杂风险和不确定性

　　战略性矿产资源作为能源转型的重要物质基础，是低碳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关键支撑。以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发展转型，电池、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系统等新一代绿色低碳资源技术对锂、钴、稀土等战略性矿产资源具有很强的依赖性，战略性矿产资源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未来战略性矿产资源供应保障攸关我国两个低碳目标的实现。以锂为例，国内查明资源储量折合金属锂540万吨，约占全球总量的14%，但国内锂资源分布在西部生态脆弱区，受地理位置、技术瓶颈和环境制约短期内难以实现大规模开采。目前全球锂矿生产主要集中在澳大利亚、智利、阿根廷，产量总和约占全球总量的86%，其中澳大利亚占比约62%。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锂电池生产国和主要的锂产品加工国，然而锂产品所需矿石原料严重依赖进口，2017年氯化锂和碳酸锂净进口量折合金属锂5948.36吨，其中超过80%的资源依赖智利供给，对外依存度集中且高，供给风险极大。另一方面，中国锂消费量由2015年的1.48万吨金属锂当量增长至2018年的2.70万吨，年均增速22.1%，占同期全球总消费量的51.5%，已成为世界最大的锂产品消费国。据有关机构预测，仅考虑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全国锂消费总量将会大幅增长，未来中国锂资源保障形势严峻。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及碳中和目标的实现与战略性矿产资源保障息息相关，战略性矿产资源的短缺将极大可能削弱我国绿色低碳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后果难以预料。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面临诸多复杂风险和不确定性。一方面，国际冲突越来越具有与自然资源的地理、政治、经济密切相关的特征，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供应构成潜在威胁，全球可持续发展与能源转型加剧了各国对稀缺资源供给及合理价格的担忧。另一方面，我国进入生态文明发展新阶段，资源开发的环境生态制约趋紧，国内矿产资源开发收缩，进一步增加了对国际矿产品的依赖，资源供应压力进一步增大。面对实际，我国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通过挖掘内需潜力，使大循环带动双循环，从而更好联通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通过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促进战略性矿产供应链、产业链稳定安全的同时，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提供强劲支撑。把握新机遇、适应新要求，防范供应风险，积极维护全球战略性矿产资源共同安全，协同推进中国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及碳中和目标实现与战略性矿产资源保障，这是新时代赋予我们的新使命，也是大国责任担当的不二选择。

　　主动参与全球矿产与环境治理体系变革

　　以双碳目标实现和战略性矿产资源保障协同为导向，主动参与全球矿产与环境治理体系变革，推动全球发展向绿色低碳转型。全球经济现已进入价值链主导的时代，各经济体基于自身要素禀赋与技术、产业选择，纷纷构建新价值链或加入已有价值链，国际分工已从传统的产品分工转向基于垂直专业化的生产要素分工，全球价值链贸易占比已接近70%，并推动了各经济体之间各领域广泛的协同与合力的形成。中国更是凭借制度优势以及四十多年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高速发展，已参与全球价值链并在国际分工体系不可或缺，成为发达国家价值环流与发展中国家价值环流的枢纽。与此同时，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健康危机、人道主义危机、社会和经济危机的冲击，全球价值链跨境布局的阻力及不确定性因素显著增大，全球价值链的发展面临重大变局，各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发展中业已形成的合力与协同面临严重挑战。

　　因此，我国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将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及碳中和目标的实现作为维护战略性矿产安全与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全方位打通国内战略性矿产勘查、开采、冶炼、加工、利用、回收与储备等各个环节，提升战略性矿产供应保障的自主性，通过战略性矿产的开发利用，引领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与能源结构的转型。同时，充分发挥我国市场规模大的优势，进一步加大自主研发创新力度，不断挖掘战略性矿产资源在双碳目标实现中的价值，延伸产业链，实现资源的深度综合利用，提高供应链韧性。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主动参与全球矿产与环境治理体系变革，全面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全球配置力，重点筑牢中国与相关国家在矿产资源开发合作、矿产贸易、矿产品深加工及分工等方面业已形成的紧密互利合作关系，促进全球绿色低碳供应链、产业链，尤其是战略性矿产供应链产业链的稳定与发展，积极推动全球能源转型与绿色繁荣。

　　以产业政策引入为手段创新全产业链管理模式

　　以产业政策引入为手段，创新全产业链管理模式，应对突发性“黑天鹅”事件资源供应中断的同时防范“灰犀牛”事件的资源供给风险，为推进绿色低碳转型与战略性矿产资源保障协同提供基础支撑。产业政策不仅反映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决定了科技创新方向，决定了其如何转化为市场应用、如何形成技术研发-市场应用的循环，进而决定了经济发展的效率以及对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的影响。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独立自主与扩大开放有机结合，不断健全开放安全保障体系，着力增强风险防控能力和开放监管能力，为发展开放型经济构筑安全防线。建立涵盖战略性矿产勘查、开采、冶炼、加工、利用、回收、储备和市场的全产业链技术体系、产业体系和政策支撑体系，细化覆盖权益维护、勘查开采、技术研发、利用保护、国际贸易、海外供应等全过程应对策略，以“预防和控制资源风险”为目标重构国家资源安全保障政策体系与创新体系、以“降低和规避资源风险”为重点优化资源生产环节、以“分散和防范资源风险”为核心创新资源贸易与合作机制、以“弱化和化解资源风险”为主旨引导资源消费取向、以“缓解资源风险”为中心构建储备机制。

　　提供绿色金融支撑和创新政策工具

　　以绿色金融为视角，布局能源转型与战略性矿产资源供应链、产业链，为双碳目标实现和战略性矿产资源保障协同的深度关联提供金融支撑，为能源低碳化与战略性矿产资源价值链重构提供新的驱动力。通过绿色金融与政策工具创新，提升可再生能源市场地位，引导生产者消费者对低碳原材料及产品的偏好，系统降低能源转型成本，推动战略性矿产产业链向能源转型领域进一步凝聚和延伸，强化能源转型和战略性矿产资源保障两者协同发力，将政府采购作为一种潜在的政策工具，在采用传统成本和服务质量标准的同时加入碳排放标准，从整个价值链（包括其供应商和全生命周期视角）减少碳排放。推进形成包括政策目标、重点领域、体制机制等在内的能源资源金融发展综合框架，重点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在内的矿业集资与低碳化发展能力以及投资市场对矿业与能源转型的整体关注度，推动碳排放权、矿业权交易等资本市场体系建设，形成与绿色低碳能源转型相协调的政策激励措施，并通过政策合规和监管执法，促进政策的落地。

　　（作者系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