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智能化、网络化、数字化为核心的新一轮工业革命，是未来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能，是影响国家间产业竞争格局的主要因素。

经过30年的技术积累和市场探索，当前新一轮工业革命正逐渐由导入期转入拓展期。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的通用目的技术和使能技术，在市场应用的过程中不断迭代并趋于成熟，加速推进车联网、智能制造、远程医疗等一批先导产业的涌现，同时逐步渗透到纺织服装、能源等传统产业部门，为全球经济增长和包容性发展提供了新动能。

由于新工业革命的重要影响和重大价值，主要工业国家纷纷出台更加积极的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推动新技术和新产业发展，抢占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制高点。

然而，个别国家为了独占新技术和新产业创造的巨大利益，选择了极端的单边主义立场，采取了激进的保护主义手段，对全球化、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秩序造成严重伤害。

一方面，新技术和新产业加速突破和发展;

另一方面，全球贸易秩序何去何从，出现了极大不确定性。

在技术范式和经济范式都在加速变革调整的背景下，厘清新工业革命对全球治理规则的深层影响，把握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大势，关乎到全球能否有效应对新工业革命的挑战，也关乎到中国能否作为负责任大国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生产力和生产方式革命必然带来生产关系的变革。

回顾人类经济发展史，每一轮工业革命的展开，既是突破性技术大量涌现的过程，也是与这些技术相适应的国家政策体系和国家间治理规则调整的过程，是一场技术经济范式的协同转变，是技术和体制共同“创造性毁灭”的过程。

可以预期，正在加速拓展的新一轮工业革命在不断催生突破性技术的同时，也必然带来体制、产业政策和全球治理等经济范式的变革。

由于新工业革命将对国家技术能力、经济增长、就业、贸易投资甚至国家安全等深层次的国家利益产生系统而深刻的影响，主要工业国家都把迎接新一轮工业革命上升为国家战略，并通过更加积极和多样化的产业政策促进新技术和新产业的培育发展。

国家间的利益冲突，以及相应的战略和政策调整，必将对既有的全球治理体系形成冲击，导致既有的治理规则受到挑战，并在国家竞争中逐步走向新的均衡。

国家竞争格局重塑、个体经济利益重配、全球治理规则重整、职业转换与失业冲击、社会伦理道德受到挑战等，都可能成为新工业革命的副产品。

但这些挑战并不必然对人类社会发展构成威胁，问题的关键是全球治理体系朝什么样的方向调整和发展。

面对新工业革命的机遇和挑战，不同国家呈现出不同的全球治理价值取向，采取了不同的全球化战略。

目前，多数国家都主张加强对话，深化合作，扩大开放，促进国际合作创新，在竞争与合作的过程中迎接新一轮工业革命，在多边框架下解决全球问题。

然而，国际舞台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

个别国家为了抢占新工业革命先机，试图以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方式阻碍其他国家发展，对国际贸易秩序和世界经济稳定造成负面影响，极力将新工业革命的竞争合作关系推向“零和博弈”。

这种不负责任的、狭隘的全球治理观，不仅不利于深化新工业革命和培育全球经济增长新动能，更破坏了全球合力应对新工业革命挑战的多边主义框架。

面对信息化驱动的新一轮工业革命，多边主义仍然是一国能够更大程度分享工业革命红利的主导制度范式，也是有效应对工业革命挑战的根本出路，是全球治理变革必须坚持的主流方向和主导逻辑。

首先，在多边主义原则下构建更加开放的产业生态和创新生态，才是一国参与新一轮科技和产业竞争的理性策略选择。

与以往的工业革命相比，这一轮以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为核心特征的新工业革命，所涉及的科学技术基础的广度、技术融合的深度和市场应用的复杂性都是空前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自掌握新工业革命产业体系、供应链体系、价值链体系和创新体系的全部环节。

基于合作、互惠、协商的多边主义仍将是全球治理调整的主导方向。但坚持多边主义原则，并不意味着既有的多边组织和机制完美无缺。

以WTO为例，尽管过去WTO在完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组织架构、加快多边谈判进程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其体制机制与新的国际竞争环境之间不适应、不契合的矛盾日益凸显。

新工业革命背景下复杂多变的国际竞争格局和各成员方的利益分化，导致WTO在谈议题推进困难，久拖不决，新议题难以凝聚共识，严重损害了WTO的效率和权威性。

因此，迫切需要加快推进对WTO进行必要的改革，共同推动WTO朝着更加符合公平竞争原则的方向改革调整，朝着更加有利于全球经济创新发展和包容发展的方向改革调整，进一步强化多边贸易体制在全球贸易自由化、便利化进程中的主渠道地位，推动WTO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是强化成员国履行职责的约束力，着力提高争端解决机制的有效性。多边贸易体制本质上是成员国之间相互开放市场、开展公平竞争的约束性承诺。

然而，由于新经济的战略重要性，各国为促进关键技术突破和新兴产业培育进行政策干预的积极性更高。

除了传统的关税壁垒外，近年来各国之间的非关税壁垒纠纷不断涌现。这种情况下，强化WTO约束力和争端解决能力尤为必要。

为此，WTO应对理事会、下属各委员会及秘书处等机构进行改革，赋予其监督成员国贸易政策透明度与公平性等方面的授权，规范成员国履行通报义务，重新启动上诉机构成员遴选程序，加强多边监督机制，有效遏制个别成员国的单边主义措施，提高WTO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公信力。在完善WTO自身治理结构的基础上提高决策与行政效率，创新争端解决机制，积极、快速、高效地解决贸易分歧。

二是坚持多边治理和贸易自由化大方向，采取有效路径应对排他性的区域主义冲击。

由于智能化、网络化和自动化在发展水平接近的区域内部更容易实现，因此新工业革命背景下的全球创新价值链区域化倾向更为明显。

在亚太地区和欧盟内部，基于区域分工的供应链体系显现出较高的效率和活跃度。这既是全球价值链深化的结果，也给多边治理和全面贸易自由化的实现增添了难度。

对此，在坚持多边治理和贸易自由化的大方向下，可以考虑推动WTO框架下的诸边谈判，求同存异，尊重成员国各自的发展模式，借助“开放的诸边”这一“折中”的多边主义路径应对WTO面临的排他性区域主义冲击，进而重建WTO权威性。

切实回应产业发展诉求，加强中小微企业等新议题的多边讨论，确保各国针对新工业革命背景下实施的产业政策符合WTO的公平竞争原则，推动贸易、投资和知识产权纠纷在WTO框架下的有效解决。

三是确认发展中国家的特殊身份并保障差别性待遇，扩大发展中国家参与度，保证发展中成员的特殊与差别待遇。　

努力弥合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包括数字鸿沟在内的能力鸿沟，是依托WTO等多边框架促进全球包容性发展的重要内容。

面对新工业革命可能加剧全球不平衡发展的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特殊身份和差别化待遇”条款更应予以保障。

WTO改革应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诉求和具体困难，在未来贸易投资规则制定中坚持对发展中国家的差别待遇，鼓励发展中国家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承担与其发展水平相符的义务。

四是正确处理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扩散的关系，推动全球开放式创新。在新工业革命的国家间竞争中，发达国家为占据全球竞争制高点，对科技创新投入巨大，势必强调对重大研发及其产业化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

但对知识产权的过度保护，不仅不利于扩大技术成果商业化以及全球包容性发展，也将限制发展中国家扩大对外开放的积极性。

WTO应充分考虑各方利益，正确处理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扩散的关系，避免对所有知识产权争议“一刀切”，采取有效措施分类处理。增加对发展中国家技术援助的针对性，以此促进先进成熟技术在发展中国家的扩散和应用，让新工业革命成果惠及更多国家和世界人民。

五是适应新工业革命的发展趋势，解决数字贸易等新问题。

近年来，在新工业革命推动下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数字贸易快速发展。

根据美国亚马逊2018中国峰会发布的数据，全球B2C跨境电子商务交易额由2014年的2330亿美元大幅提高到2018年的6760亿美元。

数字化大大提高了服务跨境交易的便利性，是WTO所必须重视的发展趋势和重要议题。

依托WTO展开的数字贸易规则谈判进程，在世纪之交曾经占主要地位，但近期却陷入停滞。全球性数字贸易规则体系若要最终形成，很难绕过WTO等传统多边平台。对此，可先引导各方在基于互联网平台的货物贸易规则这一分歧较小、易于取得共识的领域展开重点谈判，加强对欠发达国家的技术援助与能力建设，在技术、商业、安全、主权等各方关注的政策目标之间实现平衡，打破多边体系数字贸易谈判僵局，以此增添各方对多边谈判的信心。